“我死了，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74岁的徐平想了十几年——她的孙子有自闭症。他会在上课的时候大声尖叫甚至伤害同学，会被电话铃声吓到放声大哭，他用了十几年才学会说“不好”两个字。

直到孙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徐平终于放心下来。但拥有一份工作对大龄自闭症人群来说太难了。公开数据显示，我国自闭症群体人数超过1000万。其中大龄自闭症人士就业率则不到10%，融合就业比例不足5%。其原因，除却患者本身的先天问题，更在于来自社会的排斥和拒绝。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更多“来自星星的孩子”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作为大龄自闭症青年，郑森友在工作中闯过不少祸。

同事让他帮忙剪掉多余的线头，他拿着剪刀把裤子的缝线都剪掉了，几百件裤子成了残次品。由于对声音敏感，他会被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吓到，甚至控制不住放声大哭。后来，他学会了拔电话线，奶奶徐平讲不通道理，只能在电话机上贴了张“不准动接头”的字条。

他对上下班时间刻板到像是一个分秒不差的时钟——有一天晚上有台风，徐平请老板帮忙载郑森友回家，后者却因为没到下班时间，硬是让老板等了5分钟，才肯走出办公室。还有一次，同事撑开口袋等着他往里塞垃圾，下班铃声响了起来，郑森友瞬间将手里的垃圾扔到地上，一脚跨进电梯，走了。

但能拥有一份包含五险一金的工作，已经足以让其他自闭症家庭羡慕。根据公开数据，我国自闭症群体人数超过1000万。在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任医师邹小兵看来，如果能早发现、早干预，同时保证完成义务教育和融合教育，50%～70%的自闭症人士可以拥有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实情况却是，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国家达到这一比例，中国大龄自闭症人士就业率则不到10%，其中融合就业比例不足5%。

其原因，除却患者本身的先天问题，更在于社会对自闭症认知不足，包容不够。

对徐平来说，郑森友能有这份工作，是她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当然，这也是她早早开始培养他学琴、运动、绘画，“把脸面拿下来装在裤兜里”，将孙子推到聚光灯下的结果。公开活动带来了不少资源，也包括这份从天而降的工作。

〓 郑森友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练琴。

她也还做了更长远的准备——2008年就给郑森友买了房子，2022年爷爷突发心梗后，老两口卖了自己的房子把钱存好。徐平催老伴立好遗嘱，财产分给孙子一半；儿子和他的重组家庭一半。她担心自己“万一将来说不行就不行了，交代都来不及”。最近，她准备再劝说老伴将孙子那部分钱拿去走信托，为他的将来买一个保障。

做完这些，她觉得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