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畏的勇气和魄力打破意识形态坚冰

率先开辟了中英贸易交流的通道”

“如果有更多载满货物的车皮往来两边，那么铁幕也好，‘竹幕’也好，就都不再那么可怕。”

多年后，杰克·佩里一直记得博伊德·奥尔勋爵的这句名言。奥尔勋爵是194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52年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贸易增进理解、促进和平，是佩里圈子里那些左翼英国学者和政经界人士的共同信念。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之下，1953年7月，应中国贸促会邀请，年轻的杰克·佩里和其他15名英国企业家在西方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背景下实现了访华。

近日，在这次“破冰之旅”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贺信，称赞这些人当年“以无畏的勇气和魄力打破意识形态坚冰，率先开辟了中英贸易交流的通道”，希望中英各界有识之士传承这种破冰精神，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那次访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英中贸易48家集团”（后更名为“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现由杰克·佩里之子斯蒂芬·佩里担任主席。斯蒂芬1993年接任时，有种声音认为48家集团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决定沉寂一段时间，静观其变。

大变局正日渐到来，召唤着新的破冰者。

“20多岁时，我试图寻找世界的答案。现在我70多岁了，我想我找到了一些答案。”斯蒂芬·佩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5年，石畏三和妻子吴金芳在伦敦佩里家中做客。前排左起：吴金芳、多丽丝·佩里，后排左起：石畏三、斯蒂芬·佩里、格雷姆·佩里、杰克·佩里。图/受访者供图

与“巴统”斗法

就在“破冰之旅”这个月，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了。禁运开始有所松动。

1949年11月，“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在冷战氛围中不公开成立，以协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巴统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952年秋，巴统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特别禁运清单，其严苛程度远超对苏东阵营的禁运。

杰克等调研发现，巴统成员国执行的标准并不一致。美国全面禁止与中国的一切贸易，英国有最长的禁运单子，紧随其后的是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日本。有些国家其实希望开展对华贸易，如法国常常被批评为“不靠谱”。巴统成员国之间没有官方协议，实际操作依赖于各成员国，有人感叹这是在“驾驶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

参加破冰之旅的代表回国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议会邀请罗兰德·伯基等代表分享在中国的经历，80多名议员参加了是否应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激烈辩论。

英国国内与新中国恢复贸易来往的呼声很大。1949年之前英国是与中国做生意最多的国家，1951年英国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后，中英贸易额急剧下降，香港地区受到很大影响。英国还有1.78亿英镑在华资产被冻结，这是个庞大的数字。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

反禁运运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组织议员在下议院对部长们公开发问。只要轮到贸易局局长作答，总会遭到各种难堪问题的轰炸。“中国委员会”的存在成了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北京之行后，破冰之旅成员开始集中精力就禁运清单上的商品申请出口许可证。贸易局官员以前会立即拒绝，现在的说法变成了“将进一步考虑”。慢慢地，北京贸易协议中的青霉素、磺胺等抗生素以及镀锡铁皮等，都得到批复准予出口了。

破冰之旅是莫斯科会议的后续，媒体只要一提到他们就会加上“莫斯科”这个前缀，因此杰克建议，他们这16家公司可以成立一个“中国贸易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正式发展为“英中贸易48家集团”。

“48家集团”的活跃引起了怡和洋行、太古集团等以香港为基地的中英贸易“老手”的极大不安。他们致信中国外贸部，说中国政府“偏爱几个只知道利用目前政治形势的英国人”，而他们才足以代表英国成千上万家公司，表示愿意成立一个专门组织，与中国开展贸易。

1954年4月30日晚，杰克突然接到电话，要他和罗兰德·伯基马上赶去日内瓦，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汇合。

原来，当天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了会谈。艾登说，英国一些工商界重要代表想来日内瓦，与周恩来及其一行举行会见。周恩来想了想说，建议英方先提交拟参加会见人员的名单。

杰克和罗兰德·伯基被紧急召来，就名单上的机构和人员提供详细信息。

在日内瓦会议的两三个月间，杰克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日内瓦，以备中方咨询。英国工商界代表团到来时，石志昂要他待在附近，但小心不要与英国代表们撞上。

英国代表团与中方会谈了两天，达成了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议。1954年6月，英方方面成立了中英贸易委员会，用“Sino”代表中国，以区别于48家集团（当时还叫“中国贸易委员会”）所用的“China”。

石志昂特意告诉杰克，他知道这种新的安排可能会让破冰之旅成员感到不安，但中国人不是机会主义者，不会因为英国政府现在态度转变就冷落老朋友。他说，他是得到上级授权说这些话的。

此后，英国贸易当局释放信号，暗示也许将援引“例外程序”来启动签发对华出口许可证。

1957年5月，英国政府推出“中国区别对待委员会”，单独宣布对中国的禁运放宽到与苏联东欧国家同样的水平。475项禁运商品（原子能及军火除外）中，解禁207项，监视出口63项，限量出口25项，完全禁运的尚有160项。对此，美国表示“非常失望”。

随后，参加巴统的15个国家中，除美国、加拿大、土耳其、希腊外，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放宽对华禁运政策。

有合作伙伴曾问杰克：“你难道不害怕和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机构共事吗？”杰克说，有些人或许会觉得他的决定像在赌，但奇怪的是他毫无这种担心。试金石还是经济上的，因为大家的出发点说白了就是追求利润。

不过，LEC有时候确实面临着两难处境。

“我们的专业就是中国”

1971年7月的一天，杰克突然接到美国驻英大使馆副领事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的签证被批准了，这让他一头雾水。

从1954年起，他和妻子多丽丝多次申请去美国探亲，每次都理由不详地被拒签，17年中被拒签了几十次。但这一次，他并没有提交过什么申请。

很快他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消息震撼了整个世界。

杰克决定，是时候开始向美国销售中国产品和“中国的未来”了。

1972年初，斯蒂芬·佩里陪同父亲杰克前往中国驻英代办处，面见商务参赞。斯蒂芬回忆，商务参赞挽着他父亲的手，附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并递给他一份文件。不久，斯蒂芬得知，中方希望伦敦出口公司马上到美国寻找供应商，以便在尼克松访华后尽快从美国人那里购买清单上所列三种商品。

“我父亲说他已经老了，这件事需要年轻人来做。”由此，当时还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学位的斯蒂芬开始入行。

1972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开始关系正常化，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大国相继建交。禁运逐渐成为历史，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激增，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

斯蒂芬回忆，他刚接手公司生意时，很害怕公司会因此触礁。美国人、德国人等中国市场上的老人都想要来分一杯羹，LEC的处境日益艰难，贸易额不断降低。他和同事到处拜访客户，请求他们宽限时间，又与中方商量，请求给予更合理的价格和付款方面的帮助。

有一次，因中国市场超卖，导致市场崩盘，LEC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不久，中方给了LEC一份花生报价单，每吨1200美元。斯蒂芬想，这怎么可能？牛市价格也才每吨800或900美元。

然而，生意很快找上门来，他们当天下午就卖掉了500吨。斯蒂芬希望再向中方订购500吨，中方回复，给你1000吨，但不要着急出手。不到一周时间，花生的价格已经涨到1800美元。

斯蒂芬后来才知道，之所以价格暴涨，是因为美国花生歉收，尽管当时中美没有这方面的贸易联系，但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弥补了之前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1971年，石畏三被派往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处，1975年妻子吴金芳也来此工作。石畏三后来担任了外经贸部司长、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与佩里一家终身保持了友谊。

石畏三回忆，70年代LEC遭遇生意低谷，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向外贸部和国内各家进出口公司反映了情况。中方后来以优惠价格向佩里父子提供了一些易推销的商品，帮助LEC存活下来。

“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们会全力协助；在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时，我们也会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石畏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美建交以后，LEC逐渐将重心转向美国。在斯蒂芬眼中，其履历里最醒目的一条是帮助中美建立合资香烟工厂。

一开始，中方希望美方投资50％，但美方只想出资27％。“中国人很不解，说佩里先生，你是说他们只出27％的钱却要拥有50％的股份吗？我说，你不妨换个视角看，虽然他们只投了27％的资金，却要承担50％的责任。”

最后，形成了中美各占50％股份的董事会。中国起初只有2％的香烟装有滤嘴，20年内这个比例达到96％。美国得到了利润，而中国得到了滤嘴制造技术、大量的就业和税收。

一桩看似不平等的买卖，满足了不同的利益。斯蒂芬觉得，中美现在需要探索的，就是如何在价值观和利益分歧的情况下展开更多的合作。双方都有一些人不太知道如何合作，但正如杰克·佩里所说，佩里家族的专业就是中国。

斯蒂芬说，多年来中国人习惯称呼他父亲为老佩里，叫他小佩里，虽然他已经70多岁了，却好像永远没有成熟。“什么时候我可以成为老佩里？他们总是告诉我，老佩里永远会是你的父亲。”

（本文参考了杰克·佩里著《从伦敦小巷到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