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每当苦难发生，世界对苦难的接受方式都会再一次伤害我们。后一种伤害更深，也更难以救赎。人类对待彼此的方式，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克服新闻事件对我注意力的转移。与此同时，世界拼命向自己捅刀。鲜血从黑海以北流到地中海以东，仿佛在挑战我的忍耐极限。

这一回，起初我是没有反应的。没有太多意外，也没有什么情感波动。就是忍不住地刷一些新闻，帖子，让图片和数字随机地进入脑子，努力编织一个有形状、可理解的图景。我很快发现，我日常所处的信息世界又一次分成了两个半球，各有一套包罗万象的解释体系。解释体系过滤每一个事实，征调三千年的悲歌，来论证杀人与被杀的正确。

我启动我不算匮乏的知识储备，来验证每一套解释体系的有效性与盲区，逐渐发现这是一道无比复杂的题。大脑几乎要宕机。

夜晚来临，从生活琐事中脱身，我获得了更大的算力，来建立我自己的更合理的解释体系。直到我突然看到一张哭泣的照片，我才愕然惊醒。我在做什么？假如我是当事一方的成员，我需要为自己的动作或者处境寻找说法。假如我是大人物，手握亿万人的命运，我需要悬置自己的感受，在混乱中用理性为自己所效忠的对象勾勒秩序。

可我只是万里之外坐在灯火通明的家里的一个普通人啊。我为什么不能为我的一些同类的死亡而感到悲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悲伤？为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解释压倒了感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情感成了无能的表现？

我终于开始悲伤。不是为远方的人们悲伤，而是为我自己不能悲伤而悲伤。我失去了悲伤的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于是我丢下那些解释体系，自顾自地悲伤起来。我走来走去，不知所措，好像一只猛然发现自己置身罗网的野兽。是谁在什么时候篡改了我的神经回路？

我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之中，说不出来的东西，是最难以承受的。

我只好向保罗·策兰求助。从书架上取下《最后的言者：为了保罗·策兰》，翻到一首诗：

别在世界的间隔中

自个书写，

要强大得足以反抗

意义的繁多

要相信泪痕

并学会活着。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我还不够强大，所以不知道如何反抗意义的繁多，因为我只学会了用脑子活着，没有学会用心活着。

对于苦难，我们不需要知道太多的背景信息，就可以产生感受。我们跟自己的心太陌生，才会第一时间投入一种解释系统，让自己觉得安全且正确。

我要练习使用我的心。趁它还没有死透。就让远方的苦难，成为我拯救自己的契机。我还能发觉悲伤的缺席，这是最后的预警信号了，我不能够错过它。

伊夫·博纳富瓦在《保罗·策兰之所惧》一文中写道：“我们之所以能让意义进入生活，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终有一死，也就是独一无二。正因我们感受到有限——有限与偶然相结合，要知道偶然才是现实——我们才能平等地与他人相遇，并将他们视作同样绝对的存在：绝对的存在，也就是不能任意支配彼此。所以意义，便是把社会交流建立在对他者自由的依附上。”

这正是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有意义地活着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对智力与心力都提出巨大的挑战。与之相比，保持正确多么轻松愉悦啊。

伊夫·博纳富瓦还说：“撇开烦恼，把一些足够简单的程式组合起来，躲在自身封闭的架构中，并把它视作真正的现实，这多么有吸引力啊！”

人类无穷无尽的悲剧，不正是由此产生的吗？

我思忖着，假如说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每一个凶手寻找一个过硬的理由，为每一个死者寻找一个应得的罪名，那么我宁愿无知而痛苦地，感受着人类抛向我的无穷无尽的悖论。

临睡前，我记下日记：“褪掉所有解释系统的壳！所有！向生命敞开自己。听从那个更大心灵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