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卢倩莹 林珂莹

编辑/计巍

广州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会上的PPT

自证、自查

一旦被举报，老师们要反复自证清白。临近暑假，快放学的时候，男朋友给李萌点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水果外卖，她到校门口取的时候，被接孩子的家长看到了，他们看着她说笑，“没结婚的小姑娘就是舍得给自己花钱”。不出意外的，她又被举报了。理由是，收了学生家长的礼物，可能对学生搞区别对待。

光有订单截图证明不了这是男朋友买的，她不得不把男朋友找来，出镜录制视频，同时点开外卖软件，找到订单，证明这是男朋友本人的手机页面。然后再把视频一级一级向上汇报。

又一次，在李萌以自己要去医院看病为由拒绝那位妈妈提出的送孩子要求后，新的举报又落到她身上：“老师有传染病还坚持上课”。主任让她去医院体检，并上交一份体检报告。

还有一些摆在台面上的举报，对于老师来说，更难自证清白。

小学音乐老师王欣悦参加工作不久，在组织一次考试时，和家长有了冲突。那是一场游戏形式的考试，协助维持秩序的家长本不应该进入考场，但有几个家长跟着孩子进来了。考试时间到，她催促家长和孩子离开时，一位家长表现得很生气，“你怎么那么凶、那么严厉”。王欣悦承认，自己当时嗓门确实比较大，现场太混乱，其他等待考试的小孩又不断涌进来。她没想到，几位家长在考试结束后，先是在群里攻击她“没师德，不能惯着她”，又以她打骂小孩为由给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

而这一切的证据，是家长和小孩的一段录音。妈妈问孩子，“你们音乐老师怎么对你的，是不是欺负你了？”小孩回答，“老师打我、虐待我”。

“你是在故意引导，小孩知道你想问什么。”——校领导帮王欣悦解了围，这也是整件事唯一让她觉得感激的地方。

王欣悦向家长解释，录音里说自己被虐待的小孩，在课上一直和同桌说话，自己让他站起来，小孩不理会，还说“关你什么事，我就不站”。她当时有点生气，拿起桌上的本子拍了孩子的头。但家长并不接受。

“虐待真的是谈不上。”王欣悦很委屈。后来，她听年级主任说，这几位家长还在四处打听，想要搜集她苛待小孩的证据。如今，这件事就悬在那里。王欣悦说，最难熬的是，你会不停地想家长说的话。原来教师这个职业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受人尊重。好在，她感受到了学校对自己的保护。

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并没有这种“运气”。有一次，她被学生举报，监考时给自己班学生传答案。“我都没法解释，哪个脑壳正常的老师会在月考传答案？而且我也得知道答案才行，我自己都不会”。她说，年级主任虽然相信这是个误会，但依然坚持，既然有学生提出来，就是她做了让学生误会的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她对学校和学生都很失望，“学生，我还可以解释他们年纪小不懂事，但学校领导居然连这么扯淡的事情都让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她写了辞职报告，但被组长拦下了，实在很缺语文老师。

这位老师所在的学校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表白墙”的QQ群，初衷是“想要给学生发泄的空间”。有一个领导每天负责浏览“表白墙”，一旦发现有老师被提及，立刻找来谈话。在这个群里，常常有人“投诉”老师。“表白墙”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矛盾。

在应对举报问题上，学校看起来力不从心。在李萌之前，班里的英语老师因为受不了被无故投诉，哭着找到校领导，最后只能是换了年级。李萌接连被举报之后，年级主任给她的饭卡充了200元，以示补偿，还给她放了几天假，也问过要不要换年级，李萌觉得无所谓，她说，“再熬两年，大家都会走的，就过去了”。

9月初，在广州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会上，一位校领导的PPT更直白地诠释了这种无力。其中一页写着：“提醒几件事，不要随意投诉，因为投诉的都考不上高中”。图片很快被发到了网上，当晚，属地教育局发布通报称，经过核实，学校的确有不当用语，已严肃批评了当事校领导。通报的另一句解释为这件事增加了某种荒诞感——学校的本意是希望家长对于学校能够多些理解、支持与包容，培育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通过举报来遏制老师违规收礼、虐待学生、性侵等行为，接受采访的老师们都很支持。但在更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她们遇到的，大多是琐碎的、甚至有些离谱的理由。

“没啥工作热情了”，李慧丽每次做事情都会下意识斟酌，她“不是很敢教育”学生，尤其之前举报过的，更不敢多管，也会减少找家长的次数。李萌也坦诚地说，理智上知道孩子没做错什么，但她常常会冒出“突然不想看到他”的想法。

李萌最无法接受的是，“举报者即便是诬告也没有代价”。学生、家长随口说一说自己的猜测，或者只想发泄情绪，并没有意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

边亮所在的学校，面对举报，已经很积极应对，但依然面临很多无可奈何。

一位入职不久、“98年”的班主任被学生匿名举报“言语粗暴、恶毒，经常打学生”。接到举报第一时间，边亮找到这位老师。他已经很注意谈话的用词，都没提举报两字，只是说，最近有学生反应，在语言上，可能有暴力倾向，如果有的话要改……女孩先是错愣，然后就开始哭。

他和分管德育的主任找到这个班的学生，组织座谈会。这位老师确实要求严格，但并不存在举报中提到的内容。他们的调查结果被主管部门打了回来——接到举报的是省长信箱，得找到学生继续详细沟通。对学生的信息一无所知，为了解决问题，主管单位把姓名告诉了边亮。

边亮小心地打消顾虑之后，学生才说，他和这位老师其实并没有交集，只是听到有人议论，义愤填膺，觉得“看不惯”。

不可否认，举报和投诉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有利于改进教育教学行为，但除去一部分真的存在师德师风问题的老师，很多被举报的，可能是那些负责任的老师。边亮说，他们学校曾经有一位教学成绩很好、很受家长认可的老师，一直当班主任。经历了两三次被举报之后，虽然都和家长沟通好了，他都坚持不带班，“就做个科任老师，上完课，改完作业就行了”。

“一旦出问题担不起这个责任”。付建国告诉深一度，现在大小会议上都在和老师强调，首先要保证“安全第一”。更通俗的理解就是，“你教不好学生，他考不上大学，你没有错，但是他安全出问题了，你就有错了”。他说，“如果老师更自私一点，只负责上课下课，学生有什么其他事都跟我无关，你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这种老师不好找毛病，他也不会被举报，很安全，但这种老师并不是真正有情怀的老师。”

如果证明是不实的、扩大化的举报，为什么不能去批评学生、告诫家长，是非判断不也是教育的责任吗？

——对于我的提问，从业23年的边亮很无奈，“现在的教育就是忍辱负重，甚至有点卑微”。即便是不实的举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家长情绪，不要再举报了”。“批评是不可能的，甚至一点言语上的刺激都不行。只能去安慰老师，做老师的心理疏导：既然有质疑，以后就优化”。很多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一个巨大的忧虑一直萦绕在边亮内心，他反复说了几遍：“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今年的8月31日，边亮的信心终于有了一些提振。教育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这是边亮从教23年中，第一次听到的关于不实举报要正面回应的“硬气”表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