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

产业政策在最近几年成为一个热点，主要是因为在冷战结束后，产业政策这个概念几乎就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消失了，因为它与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在西方语境中，产业政策基本是个贬义词，中国就常常被贴上这个标签而被西方指责。

然而，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大幅增加，其数量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而且，在“新华盛顿共识”背景之下的欧美去风险产业政策，正逐渐被武器化，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最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起要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就是一种情绪化而非理性的政策。

01. 从“华盛顿共识”到“新华盛顿共识”

2023年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提出了他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这是对过去三十年美国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巨大逆转。

欧美面对中国崛起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已经异化

以美国为例，2022年美国政府以“去风险”为由，8月9日通过的《芯片与科技法案》，除了传统的产业补贴等措施，还有一条特别措施，即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期限为10年；8月16日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在给与电动汽车补贴的同时，要求这些电动汽车必须在北美组装，而且使用的锂、镍、钴等关键原材料和电池必须40%是北美生产，此后逐渐上升，直到2030年变为0。

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草案，更是直接针对中国制定的一项从出口限制到长臂管辖再到人员禁令的全面打压政策，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将这一政策称之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新冷战。今年10月17日，美国政府又更新了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收紧了对华制裁。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正常的产业政策，而是赤裸裸的技术霸凌。针对10月17日的措施，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都非常不满，他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过于广泛的单边控制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不会促进国家安全”。

总体看，欧盟的产业政策相对更靠近传统产业政策一些。不过，最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起要对中国产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则是一种情绪化而非理性的政策。欧盟有专门针对欧盟电动汽车的补贴政策，保护本地区的电动汽车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22年之前中国产电动车在欧洲市场上的占有率仅有不到6%，尽管今年前八个月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也仅为8.2%。而且在销售前十大车企中，基本还看不到中国企业。因此，在这个时候就发起发补贴调查，显然是不对的。

美国和欧洲实施产业政策，常常是以指责中国的产业和贸易保护为前提的。但如果你去看WTO统计的贸易争端数据，就会发现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向WTO提起的贸易争端案件，远远少于美国和欧盟。

中国入世以后的12年间，仅有八个国家和地区向WTO发起针对中国的诉讼49次，年均2.2个案件；相比之下，WTO成立后，有29个经济体诉美国159次，年均5.4案件，有30个经济体诉欧盟105次，年均3.6个案件。

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等经济学家的一个研究则指出，2001年以来，共有47起针对中国的申诉，占同期WTO争端案总数的12.2%。而同期对美国的投诉却多了两倍，占总数的28.4%。换句话说，其他WTO成员国认为，中国违反WTO规定义务的可能性只有美国的一半。

而且当WTO争端解决小组认定中国违规时，中国也是通情达理地遵守，并修改自己的政策。不遵守裁决的一个迹象是，原投诉方会针对这个国家，就同一问题或类似问题向WTO提出二次申诉。在对中国的47起诉讼中，只有两起需要二次诉讼。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美国似乎无视了15项对其不利的裁决。

04. 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权威的中国举措

因此，可以说，美欧的一些去风险产业政策已经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平性和权威性产生了很大的伤害。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该怎么办呢？我简单提两点自己的建议。

一是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第一，要按照WTO、CPTPP等规定消除产业政策中的经济扭曲行为，增强产业政策的透明度。国有企业是最大的一个争议问题，可根据CPTPP规则切实落实好竞争中性原则，包括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我们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这个原则，现在需要抓紧落实好，还有提高透明度。

第二，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切实改变营商环境，稳定在华外企信心，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来华经营。尽管这些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营商环境也不段得到改善。但我们仍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第三，采取更多措施开放国门，增加国家间的人员往来和交流，是改进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手段。疫情放开后，现在来华外国人数量还远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如何提升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信任和信心，我们可能需要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前段时间推出的区域性入境免签政策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大，是否可以采取措施使得外国朋友在华消费更为便捷。

二是固“南”和“北”，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合理、民主。

固“南”和“北”并不冲突，也不矛盾。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具体行动，旨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保护地球和推动全球和平与繁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最终目的也是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此，今年的金砖国家扩员、最近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核心内容是不断加强和提升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夯实未来高质量合作的基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与发达国家脱钩断链，另行打造一个平行世界。相反，因为我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命运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参与及合作，缓和乃至促进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仍然是我国未来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

因此，在美国及其盟友对华负面态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仍然要巧妙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可以从小的切口入手，比如在WTO、G20等国际治理平台下，就产业政策开展联合研究、商议和行动，不断增进共识，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