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刚】

新冠疫情告一段落后的2023年，日本来华的商务人员明显减少。

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裁来中国时，没有带电脑，只带了一部新买的、完全没有任何通话记录的手机。还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二级公司的总经理，试探着在11月来上海看了看。“我们集团的总裁一直不能来中国，如果我这次顺利回到东京，我会建议让他也来中国看看。”这位总经理在上海期间同笔者聊道。

一开始没有太明白日企高管的做法、回避来中国的原因，多问了几句才知道，日本媒体一直在集中报道202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给日本企业的感觉是，不论哪家企业、不论其工作内容如何，只要进入中国就会被监视，随时有被逮捕的可能。

2023年3月27日，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报道一名医药企业的日企高管在北京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后，日本政治家、外交人员在其能够谈中国的地方，和中方人员接触时，肯定要谈医药企业间谍案，日本媒体也一定会详细报道。从这以后，日本企业几乎人人自危，来中国如履薄冰。

以笔者对日本媒体、民众感觉的理解，舆论上的狂轰滥炸，尤其是谈其他国家的反间谍法案，与个人的感同身受有一定差距，之所以能够产生惊弓之鸟效果，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大川原正明手中拿着写有“胜诉”的纸张（图/日媒）

公安警察让日本民众如惊弓之鸟

自从安倍内阁重视经济安保后，公安警察开始成为行政的中心。“警察与政权进入到了蜜月期。”日本记者青木理对《朝日新闻》记者谈道。

在青木看来，第二次安倍政权及菅政权均为战后从未有过的“警察政权”。相当于内阁二把手的官房长官由政治家出任，但副长官中有一人为行政方面的官僚，安倍及菅内阁期间，这位副长官均由警察方面的官员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也是警察方面出人出力。

公安警察在日本主要从事反间谍或派遣间谍等任务，过去反共是其最重要的工作，而冷战结束后，公安警察忽然失去了主要工作，原本应该关心非传统性国家安全，如奥姆真理教、统一教会等邪教组织，但只懂反共的公安警察特点未变，对奥姆真理教、统一教会几乎无防范能力，现在想抢风头，也只能继续从反共方面着手。此时浮现在他们眼前的，便是大川原公司向中国出口的喷雾干燥机，想把这件事做成一件新的典型案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安警察贴近政权后，日本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比如政治家演讲时，起哄鼓倒掌是常有的事，但先前安倍演讲的会场，谁敢起哄，便会有警察过来“伺候”；对于安倍的亲朋好友，国家在项目上能够多给便宜，如果有官员看不顺眼，胆敢出来妄议，这位官员的丑闻便会瞬间被晒到网上（如文科省官员前川喜平议论加计学院问题）。

日本企业家自然对本国的公安警察主导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反间谍法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身处日本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早已成为惊弓之鸟，对周边国家的过激反应是必然结果，日本公安警察、舆论正好要杀鸡儆猴。

大川原化工机事件之后，日本公安警察必定要拿出一件能板上钉钉的经济安保事件，以挽回公安警察的名誉。

2024年，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