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提振消费”放在明年任务的第一位

说明决策层对于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人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中国宏观政策发生的变化，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明年九大任务的第一位。

在宏观政策的框架已经明晰的情况下，具体刺激政策的规模与方向仍然有待揭开。当宏观政策的方向已经明确，下一步究竟该如何确保政策达成应有的效果？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图/视觉中国

什么才是刺激政策的关键？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新的刺激政策需要多大的规模？

刘俏：目前各方分析明年刺激政策的规模，更多是与其施力重点联系在一起，比如推测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需要多少资金。规模其实可以动态调整，但是我们越早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并创新政策工具，所需资金规模就越小。相比于政策规模，更关键的可能是资金用到什么地方，是否及时，以及效果如何。

《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以小搏大”的政策工具可以被使用？

刘俏：解决家庭、企业、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时候并不需要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更需要精准地针对问题创新政策工具。如果政策侧重点在供给侧，往往政策规模越大效果越好。但是当政策侧重点转向需求侧，政策效果与政策是否精准、适当关联性更强。市场对于一些领域的标志性改革举措或是政策工具创新充满期待。

比如企业当前面临的应收账款问题。根据我们此前分析，截至2023年年底，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计8.3万亿元。应收账款是企业正常运营的一部分，但是过去3年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上升速度很快，远远超过同期销售收入上升速度，每年总规模增加约1万亿元，这说明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欠款问题，问题可能来自地方政府、国企，也可能来自企业间的三角债。虽然应收账款被计入企业利润，但是属于低质量利润，因为其不带来现金流。

外界经常批评上市公司不分红，或是投资积极性较差，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现金流情况确实在恶化，以至于其没有余力分红、投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推出财政专项计划，化解部分企业应收账款问题。如果可以化解上市公司1万亿元应收账款，相当于企业真实利润增加1万亿元，按照粗略计算，上证指数为3000点时，如果市盈率为16倍，上市公司市值能够增加16万亿元，相当于市值增加20％，对应的上证指数可以从3000点上涨至3600点。类似这样的财政专项计划无论对于企业信心的恢复，还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都会带来实际的支撑作用，而且其所需的资金规模可能并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究竟应该如何“提振消费”？

刘俏：对于提振消费，此前已经推出一些在边际层面上取得一定效果的政策，比如“以旧换新”、消费券等。长远来看，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提振消费需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短期来看，将时间单位缩短到一个季度或者一年，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低收入群体，通过这样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向市场传递决策层提振消费的决心。

对于收入水平处在底层的群体而言，按照2022年的数据，他们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元。如果一年之内给这一群体发放现金，或等价现金券1万元，可以将他们的月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500元左右。这一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MPC）非常之高，尽管目前国内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但是我认为转化率几乎可以达到100％。这意味着针对低收入群体的2.8万亿元消费支持计划，几乎可以转化为2.8万亿元的消费增长。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47万亿元，2.8万亿元的增长会带来接近6％的增幅，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拉动作用约为70％，即使按照60％的比例计算，2.8万亿元消费支持计划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约3.6个百分点，同时其对于刺激政策规模的要求也并不大。

从惯有思维来看，人们可能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支持最终消费是一次性的政策，难以延续。但是当下需要提振信心，使用一些强刺激政策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以空间换时间”的概念很重要，即使对于消费这样的“慢变量”而言，也需要一些短期政策为长期改革换取比较宽松的环境，因此有必要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刺激消费。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存有疑问，特别是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你认为除去传统的量、价工具之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刘俏：面对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确实需要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工具设计上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式。对于货币政策，我们过去强调数量管控逐渐向价格管控转移，尽管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是比较有效的价格体系一直没有形成，导致价格无法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作用。因此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标下，政策工具的创新变得更加重要。比如9月底央行创设的两项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需要修改中央银行法的情况下，央行能够提升资本市场流动性，从而支持其稳定发展。这项政策工具的创新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社会评价非常积极。

比如未来可能同样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创新，支持房地产市场。面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转变思路。目前我们仍将住房视为一种投资品，从而鼓励人们购买，但是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房地产新模式下，住房更应该变为一种消费品。比如美国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比GDP约为16％，高于中国的6％。以2021年的数据来看，美国住房投资约为1.1万亿美元，但是住房消费达到2.78万亿美元，合计约3.88万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6％。这需要我们将大量的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长租公寓，为目前2.6亿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以及未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提供住房保障。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住房的需求可能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如果新市民可以不为首付与房贷束缚，从某种程度讲同样可以激发其消费潜力，这对于中国经济形成新的平衡同样十分重要。

但是这并非让政府为开发商的历史遗留问题买单，而是当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后，其运营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从而使目前价值正在不断贬损的资产的收益能够上升。在已有“收储”政策的基础上，首先需要扩大规模，其次需要自上向下推进，再次一定要让市场化主体参与其中，不能让“收储”变为地方财政的负担，而是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予以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明年的经济增速目标？

刘俏：如果只讨论增长目标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动用足够多的政策工具确保5％左右的增长目标。尽管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也在发生变化。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就是在对增长模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只要政策施力重点能够明确，再辅以政策工具创新，应该能够达成5％左右的增长目标。